大衛隨想錄 David Caprice

– 黄达维 David C. Huang 2008年10月于美国

1958年中国大学入学考试，我被北京石油学院(Beijing Petroleum Institute)石油炼制系(Department of Petroleum Refinery)录取。1958年8月底，办理报到手续后，我开始了中国大陆第二站的旅程。从此，石油及其他能源工业的学习，研究与开发，在我一生的资历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北京石油学院建校史实

北京石油学院创建于1953年。1953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时，集中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的石油化工学科专业及专家教授，建立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系内设有石油钻井专业、石油开采专业、石油储运专业、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石油炼厂机械专业、石油炼制专业。

195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为基础，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扩大组建成立北京石油学院，专门致力于培养石油工程技术人员，以适应当时中国急需发展的能源工业。不久，北京石油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成为中国工程教育史上著名的北京八大学院。1960年后，北京石油学院和这些工程学院一起，发展成为中国重点大学；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工业，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优秀工程师，而为各重要工业部门的研究开发建立基础，并使中国工业发展达到先进水平。

当时，北京石油学院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院校聘请了许多专职或兼职的专家教授。其中胶体化学家傅鹰，石油工程专家秦同洛，地质学家张更，化学家张锦，化学工程专家曹本熹，武迟，朱亚杰等，均为北京石油学院各专业的创建者。此外，在我1958年入学后，杨光华, 张怀祖，田曰玲， 左鹿笙, 郭天民, 周佩正都是一些优秀的教授，讲师。

北京石油学院设有石油地质系，石油钻采系，石油机械系，石油炼制系，石油工业经济系等。各系还分设一些专业。

学院主要建筑与设施有：主楼，地质楼，炼制楼，南教室楼，北教室楼，石油加工实验室，机械加工实习厂，石油炼制小型实验装置区，教职员住宅区，学生宿舍楼区，饭厅，运动场，体育设施及游泳池，校医楼，附属学校，幼稚园，和生活服务区等。

黄达维(种德), 北京石油学院. David C. Huang, Beijing Petroleum Institute 1963

石油炼制系

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和其他科系一样，采取五年学制。在为期五年的学习中，学生必须完成基础课，专业课，石油炼厂实习，机械加工厂实习，毕业实习等课程学习与实践训练。最后半年从事现场实习或科学研究，并进行石油炼制工程毕业设计，或编写专题研究毕业论文，然后呈交并进行毕业答辩。

在我后来申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脑科学硕士入学时，纽约市一个学位评定机构承认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生拥有等同于美国学士学位。我完全免考获得批准参加硕士课程学习。这事实说明，当年北京石油学院的专业课程的设置与程度，教授师资的水准，实验设备的建立与实际训练，石油炼厂的实习与现场知识，世界重要技术文献的应用等方面，均达到西方先进国家大学的水准。

文革十年浩劫-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后的变迁

文革期间，北京石油学院无可幸免地受到冲击，严重摧残与破坏了这所中国极为重要的石油工业高等学府。1969年10月仓促迁校山东省东营市，改称华东石油学院。学院领导，教授专家受到打击，教学课程受到破坏，珍贵的科学技术设备，实验装置，机械车床，与图书文献严重损坏，学生的学习与培养进程受阻，其严重程度，有识者可想而知。

以实际科学技术能力来领导大学院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不可能允许不学无术之徒，以任何理由来无理破坏如此重要的教育机构的。破坏容易建设难！作为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生，我永远感激母校的培育之恩，衷心希望今后中国的教育机构能得以保护，坚定地严防这种严重破坏的重演。

1976年底，四人帮垮台，摧残中国全国各部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於宣告结束。接着，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8年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华东石油大学，后又在北京昌平区建立北京石油大学。至今，实行石油大学一校，两地分校，扩大专业设置，共同担负起培养中国石油科技人才的责任。

— 黄达维 (David C. Huang), 2008年12月于美国

黄达维 (David C. Huang), 中国东北, 1965

毕业分配到中国媒都抚顺 – 中国大陆第三站

1963年夏天，我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的学业，名列前茅毕业于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学府。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所有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通过基层个别中共党员干部，根据他个人对不同族群或某个学生的爱护，偏见，或歧视，独自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国东北辽宁省媒都抚顺的石油研究所从事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的研究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中国大陆第三站的旅程。

1964外祖父张念遗再次访问中国

1964年外祖父张念遗再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参加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观礼，并被邀请出席国家宴会。我也在家族长辈团聚的美好时光成婚。之后陪同外祖父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得到周恩来，廖承志所领导的侨务部门的多方照顾，经上海，杭州，福州，拜访亲朋戚友；在厦门时，拜谒陈嘉庚先生陵园，参观归来堂，和外祖父一起，重怀陈嘉庚先生一生对华人和侨乡的伟大贡献。后经泉州，并重游福建南安故乡探望乡亲。之后，在厦门告别长辈，返回中国东北。

从事能源化工研究，抵挡逆风千里

接着，在那中国媒都油城，我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经受十年浩劫，摧残中国的文革逆风千里的考验而不败；在那动荡的十几年中，四人帮却阻挡不了我对石油化工及整个能源工业研究开发和全面积累工程经验的决心。

文革武斗，践踏人权

当时，抚顺是中国十七个生活水准较低的城市之一，也是执行外交与侨务政策较差的地区。文革期间，武斗把这中国重要工业基地摧毁成枪林弹雨的战场，毫无法治的人间地狱，践踏人权的残酷牢笼。在克服生活上重重困难的同时，我正气凛然面对文革对归国华人的批斗迫害，保护子女度过东北营口地区地震的险峻时日，祈祷上苍神明引导无辜的人民重返柳暗花明的美好岁月。

胸怀豪志，放眼未来

千重关，万重浪，阻挡不了胸怀豪志的世界华人学子。当时，四人帮文革浩劫使中国社会面临山穷水尽，我心中却默默怀着一幕幕冬去春来的未来美景。

我毅然决然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不忘放眼全球，把自己提高与磨炼成为一个与世界同步，全面发展的石油化工技术人员。

悲痛绝望，告别中国

1976年1月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不幸去世。神州大地失去关心保护归侨的最重要领导人。当时，四人帮命令全国不允许进行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使我们侨生感到无比愤慨，对当时的中国深感绝望。当时，海外父母来信要求中国政府批准我全家离开中国返回海外，并得到批准。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当时的中国外交，公安和金融部门，以及抚顺研究所，在中国极为困难险峻的情况下，给予我难能可贵的协助与关怀。1976年是中国最艰难的一年，你们不顾四人帮的无理，对我们外国公民的后代以礼相待。你们的深情厚谊，永记我心中。

归侨友情，惜别晚会

1976年7月底，在我离开媒都抚顺的前几天的晚上， 一群知心的归侨朋友，齐集在我家，举行了十年文革以来，第一次当地归侨知己联欢， 也是最后一次归侨友情的惜别。

在吃完晚饭后，我们拉起手风琴，开始了四个多小时的世界民歌Melody。从印尼民歌“哎哟妈妈”，“划船歌”，“Nona Manis”，“梭罗河”，到俄罗斯及各国民歌“共青团员之歌”，“深深的海洋”，“喀秋莎”，“灯光”，“含苞欲放的花”，“鸽子”，“山楂树”，“在路旁”，“卖花姑娘”，“小路”，等等歌曲。每次唱到歌词中提到“妈妈”时，大家热泪盈眶。当时，中国八亿人民中，有多少人能明白我们归侨已离别海外父母几十年而藏在心中的乡愁想家之苦楚。

那天的联欢，没有任何人敲门警告。那可能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当时全中国被压抑的亿万人民渴望欢迎，绝无仅有的世界民歌大欢唱。当晚，四人帮所怀恨的歌声响彻夜空，随风飞扬，传播四方。

难忘的送别情景

1976年8月初，我们全家告别了中国和许许多多和我们结下深厚友谊的中国好友，领导及同事。在那永远难忘的送别之际，我们和中国同事们痛苦万分，依依不舍。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人生旅程中的生离死别。

— 黄达维 (David C. Huang), 2008年10月于美国

从1957年3月，我离开永生难忘的椰风蕉雨的故乡，和外祖父张念遗，父母兄弟姐妹，其他长辈和同学生离死别而前往中国大陆升学。自那时起，我和二十几万前往中国的各国华人最优秀的儿女一样，在中国大陆1957年反右至1966-1976年文革浩劫动荡，践踏人权的毫无法治的黑暗年代里，以我们青春年华的活力，克服无法无情的歧视对待，反击违反人权的胡乱批判斗争，抵挡黑云滚滚，逆风千里的暴风骤雨，经历了千锤百炼而屹立生存于天下。

1970年前后，四人帮在全国进行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政治运动，中国大陆文革动乱情况逐渐传到全球各地。1975年中国东北发生大地震，人民生活与政治形势更是艰难险峻。如同大部分海外华人，我的父母也来信要求中国政府批准我全家离开中国返回海外。

1976年1月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不幸去世。神州大地失去关心保护归侨的中国最重要领导人。当时，四人帮命令全国不允许进行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使中国大陆各地侨生感到无比愤慨，由此，更使我们对当时的中国大陆形势深感绝望。

大约在1974年后，中国大陆对待侨生的政策，已不在是中国内政。相反地，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长期管理之下的中国外交部门，明智地认识到这是严肃的外交事务。属於世界各国公民的华人有权保护他们从未正式加入中国公民的子女。

我全家离开中国单程返回海外的申请，一年后得到批准。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当地有关部门和机构，在中国当时极为困难险峻的情况下，以礼相待，给予我们难能可贵的协助与关怀。

1976年8月，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全家四人，终於告别中国大陆，重返尊严公义之我乡。

— 黄达维 David C. Huang, 2008年10月于美国

中国周恩来总理

中国最令人敬仰的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国周恩来总理去世。与全中国绝大部分人民一样，中国各地侨生，无比悲痛。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国中央领导机构，命令全国各地不允许进行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更使我们侨生感到无比愤慨. 我们华人不顾四人帮及其军工宣队的欺压，公开悲痛追悼当代伟人，公开声言周恩来总理是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我们归侨最敬仰周恩来。没有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周恩来，文革受害者将倍增。没有周恩来的保护与关怀，我们归侨知识分子早已血染长江黄河，冤魂布满华夏。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基层干部，包括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北京石油学院等院校低层干部，打击申请出国侨生，扣上“出国就是叛国”的罪名。侨生本来就是外国华人，何谓“叛国”？请问这些毫无教养的低层干部，难道几百万星加坡华人忠於他们自己的星加坡共和国，对你们也算是“叛国”吗？这些中共低层党员的政治概念如此低下，真是可恨又可怜。请问中国这些不学无术的中共干部，美国华人服役于美国军队，担任美国官员，或代表美国在北京奥运会打败中国运动员而为美国人民夺得金牌，对你们也算是“叛国”吗？请问中国这些处处与世界华人后裔为敌的中共干部，你们四人帮何时东山再起，称霸世界，何时将专政全球各国华人？ 我们海外华人敬仰周恩来，钦佩邓小平，怀念何香凝, 叶剑英，廖成志。我们各国华人蔑视你们-四人帮爪牙。 北京石油学院基层干部长期以敌人来对待华人学生，听信个别人的汇报，歪曲篡改侨生的谈话，胡乱批判斗争，仇视成绩杰出，德才兼备的侨生。许多侨生海外有家回不去，德才兼备被仇视，毕业分配被报复，爱国视为反革命。 和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北京石油学院基层干部“出国就是叛国”的论点恰恰相反，据说，周恩来总理认为侨生申请出国探亲或返回家园团聚，有来有往，才是正常的。有来不往，就没人来了。我们华人，祖祖辈辈在海外成长生活，传承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与礼仪道德观念，谦恭礼让，善良正义，反对欺压，追求自由平等与基本人权保障。我们华人，很难接受无中生有，随意侮辱，毫无法律证据而胡乱批判斗争等等极不人道的虐待。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归侨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族群归类在一起，按内控人员使用，是完完全全违背事实，极不平等，排华反华，歧视仇恨海外华人的极其错误的政策。更为错误的是，把我们与海外父母长辈及兄弟姐妹的爱国主义及孝敬亲人的正常关系，定为“反动的海外关系”。任意让毫无外交及外国基本知识，品德低下，胡作非为的基层干部，不负责任，不听中央，仇恨中央侨委，而对无数属於外国公民的海外华人的子女，歧视打击，乱扣“帽子”，横加捏造“里通外国”，“特务”，“黑五类”，“反革命份子”等罪名，毫无法制，违法批斗，隔离软禁，甚至活活打死。这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外华人及各国外交的关系上，失去信义，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海外华人不仅为中国尽心尽力，建校爱乡，且诚心诚意，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奉献给祖辈的国家，结果却断送了他们的青春年华，理想破灭，一事无成，孤苦一生，被整被斗，甚至丧命。 我们海外华人坚信，留学欧美或富有外交与侨务经验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何香凝，叶剑英，廖成志等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制定或同意这种错误而荒谬的政策的，他们更不可能允许基层干部胡作非为，迫害侨生，严重损害国家的信誉。 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逝世，使我们侨生无比悲痛，深感无望。没有周恩来，就没有侨生的基本保障。对我们当时还在中国大陆的侨生，1976年1月是地球上一个最冷的冬天。 [有关网页] 彭光涵追忆邓小平往事 叶剑英永远活在侨胞的心中